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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文章

来源:三月原创文学网   时间: 2020-11-17

父亲是一张美丽的书皮

文/江志强

又逢开学季。孩子背回满满一书包书。接下来的事,就是包书皮。现在包书皮很简单,有现成的塑料透明书皮,美观,适用。然而,传统意义上那份特有的包书皮氛围,如今的孩子却难以体会。

三十年前,我读小学。那时,塑料书皮还没有问世。怎么办呢?拿牛皮纸包,如果没有牛皮纸,就用报纸或者其他纸包。总之,新书发下来之后,必须在第一时间穿上“新衣服”。否则,将面对老师严厉的批评。

年幼的我,笨手笨脚,哪能干得了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呢。因此,这个任务便落到了父亲身上。父亲没文化,看不懂书中内容,却有一双巧手,每当接手这项“工程”时,总是一脸。他精心准备好剪刀、浆糊、尺子、纸张等器材,然后开工。他拿起牛皮纸一抖,将之铺于桌上,用双手抹得平平展展。接着,将书放到纸上,拿过铅笔,沿着书的边沿划线。线划好了,将纸剪开,按书的大小,认真折叠。折叠过程中,父亲握着剪刀,将那些不规整的边边角角剪掉。

我呢,老老实实地坐在一边,认真地看着父亲包书皮,情不自禁感叹起来,父亲虽说“大老粗”一个,却很适合干裁缝。父亲似乎没听见,只顾包书皮,所有的心思,都钻进了书皮里。

包书皮的最后一道工序,就是粘贴。这道工序做不好,书皮与书随时都可能分离。我清楚地记得,有一回浆糊不够用,我和母亲急得不行。父亲却微微一笑,满脸淡定,只说了三个字:“有办法!”

说着,父亲走向厨房。小米粥刚刚熬好,他以米粥代替浆糊,将书皮粘得结结实实。我和母亲既诧异又担心。诧异的是,父亲竟然就地取材,想出这么一个怪招。担心的是,就这么将书皮粘上,能行吗?父亲却很有把握地说:“绝对没问题。”

果然,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时,不少同学的书皮早已开缝,而我的书皮,依然牢牢地跟书粘在一块儿,永不分离。

上了中学,书越来越多,老师们对包书皮已不作要求。可每当发了新书,父亲总是不辞辛苦,给每一本书包书皮。他当初说的一句话,牢牢刻在我心里:“我没文化,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,好好学吧!”

瞬间,我被感染。心里装的全是温暖,是爱。捧着一本本包了书皮的书,去学,去拼。

没有文化的父亲,不正像一张坚实而美丽的书皮吗?时刻保护着我,鼓舞着我铿锵前行……

父亲

文/朱国喜

在我的一生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父亲。虽然,自16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后,我便与他聚少离多,但父亲的音容笑貌我是一辈子铭刻于心的。

父亲今年74岁,每次回去探望,他偶尔流露出苦短、来日不多的怅然。父亲的身体虽不如以前,但大的疾病却没有,只要不出现意外,活80多岁应该不成问题。

印象中,青年、中年时的父亲不是这样的,他根本不考虑生与死的问题,只知道一味忙碌。家里田内,白天黑夜,从来没听他叫过一声苦,也没有听到过他对生命的感叹。

在艰苦的日子里,父亲脱砖坯,割怀草,杀荆条,硬是盖起了四间堂屋。后来又多次翻修,才使我们兄妹四人有了遮风挡雨、温暖安稳的家。

前段时间,父亲又在子女的一再催促和资助下,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修房盖屋。

本来,父亲不打算在房子上再有大的动作,然而每逢下雨天,房屋漏得实在厉害,家里所有能盛水的器具都拿出来,也不够接雨水用。滴滴答答的雨声敲打着脸盆,也敲打着做儿女的心。小弟和大哥多次做父亲的思想工作,父亲才终于答应翻修东屋。

我明白父亲的想法,他年事已高,担心百年之后,翻修后的房子无人居住。父亲曾多次劝我:只要你愿意退休后回老家住,我马上推倒老屋,盖成小楼。面对父亲的期许,我回答得模棱两可。不是我不爱老家,实在是因为我明白:等我人到暮年,老家已经无牵挂,我和老伴会这儿疼那儿痒的,住在城里要方便得多。

秋收前后,忙了一个多月,东屋总算翻修一新,室内用品基本备齐:床是崭新的双人大床,电视是壁挂的,装上了闭路,空调和太阳能各安其位,卫生间兼洗澡间实用方便,地锅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被液化气灶取代……

如今,父亲再也不用在数九寒天里围着火堆烤火,熏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,只需轻轻一按遥控开关,房间里就冬季如春。一日三餐,父亲再也不用坐在灶台前烟熏火燎地烧锅了。他可以趁母亲做饭的时候,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看电视,也可以到村头的大树下与其他老人聊聊天,或者走三进口的癫痫药物能把癫痫控制住吗两步,视察一下他的菜地。

父亲的二分菜地就在院门前。面积虽不大,但种的菜很全——韭菜、辣椒、蒜苗、芫荽、苋菜、茄子、番茄、萝卜、白菜、豆角、黄瓜、丝瓜、南瓜、生姜、大葱——要什么有什么。每次回来,我都要光顾父亲的菜园,瞅瞅这,摸摸那,爱不释手。在父亲的菜园里逛一逛,格外好,既体会到了父亲的勤劳不辍,又感受到了他老人家的老有所乐。

父亲年轻时就喜欢摆弄菜地,一些家常蔬菜种起来得心应手。晚年的父亲,地越种越少,砍柴犁地的活儿早已脱手,唯有这块菜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那些肥硕的大葱、亭亭的青萝卜、碧玉般的大白菜,还有散发着好闻气味的芫荽和蒜苗,每一样都是父亲生命的寄托。

在我看来,父亲种菜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吃,种菜寄托着他对土地的深深热爱。吃着父亲种的新鲜蔬菜,咀嚼出的有苦有乐,有父亲生命的坚强,有他对子女的厚爱,更有对家园的留恋与不舍。

我不知道,将来有一天,等他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,我接他进城,离开的那一刻,他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怎样的不舍,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会怎样疼痛……

父亲回乡记

文/龙瑞方

父亲常和我们说起一个山青水秀的山寨,那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。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,少年时他外出求学,后来又成家立业,虽然回去过几次,但都是小住几日又匆匆而别。这些年父亲的身体不太好,就没有再回去了。今年春节,三弟提出开车送父亲回乡看看,父亲高兴地答应了。

我们当日到达县城后,乘车在城里逛了一圈。望着颇具现代气息的高楼、新建的广场,父亲感慨的说“几年没回来,变化太大了。”

次日早晨我们驱车去父亲的家乡河边寨。寨子离县城有数公里远,一位亲戚说看到公路边有两蓬竹蓬的土路拐进去就行。我们就开车沿着公路寻找有竹蓬的岔道。果然,我们看到公路旁有两个竹蓬的土路延伸进山里,但路口没有任何标识。弟弟沿着土路开着车子进山了。山路弯弯曲曲,路面十分颠簸,而且窄得只能一辆车通行,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就糟糕了。最惊险的是路的一侧竟是长满草丛的山崖,下面深不见底,若有闪失,后果不堪设想。弟弟凝神静气慢慢开着车,车子在山中蜿蜒前行,一排排树一座座山不断从我们眼前闪到后面去。过了好久,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一个人,一间房。我有些着急了,说:“会不会走错路啊?如果走错就糟了,到哪都不知道,车子也不好调头。”父亲说:“以前回家要走很远的山路,车子都开不进去,也看不出是不是这条路了。”我们的车子只好又向前行驶。终于,远远的,我望见树林的掩映中露出一间房顶,我惊喜地说:“有人家了,看来有村庄,可是不是河边寨呢?”渐渐地车子驶近了,我看到山下有一座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庄。大片油菜花地里,有农人在劳作。父亲激动地说:“是河边寨了。”

车子开下山坡,那里有一个篮球场,球场旁还有乒乓球桌,弟弟在球场旁停了车。我们刚下车就听到有人喊,回头一看,是大伯父,他早已等在那里了。他叫着父亲的小名,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,父亲笑着,叫了声大哥,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大伯父带着我们沿着石板路走回家,一路上遇到几个寨子里的老人来向父亲打招呼。父亲来到家门口,站着看了看,说:“有些变化了。重新修建了吗?”大伯父说是,说把院子拓宽了,前面留了条小路让寨子里的人走。房子也翻修了。但我看到房子还是有些年头了,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,院子也很窄。大伯父的孙子走出来,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子,里面飘着烟火味。屋子一侧烧着火塘,红红的碳火烧着一口黑黑的锅,锅里煮着饭。大伯父的孙媳妇在一旁忙着,她笑着过来向我们打了个招呼。父亲环视了四周,沉默不语,仿佛想起当年的往事。他又走到里屋一间一间地看了看,和大伯父说起了童年的趣事。大伯父说楼上堆着谷子,自豪地说他还有一台碾米机。我们又都到楼上看了看,果然看到碾米机,一旁还堆着好多的谷子。站在楼上望出去,远处的一座青山给我们带来满目的苍翠。

大伯父的孙子在屋外倒好了茶,说里面烟太薰了。我们就去外面的桌旁坐着聊天儿。父亲和大伯父说起以前的事时而感叹,时而呵呵地笑。我给他俩照了合影。一会儿,大伯父叫我们进屋吃饭,桌上已摆放着香肠、腊肉、清汤鸡、小红尾巴鱼等好多菜。大伯父的孙子说,听说我们要来,昨天晚上他就下河去捞了小红尾巴鱼,现在小红尾巴鱼不太好捞。我们连连道谢。有一道菜是我们没有吃过的,是当地的特色菜,叫冻肉,就是把盛着肉块的肉汤凉了一个晚上,次日早晨汤汁就凝结成果冻的形态。我舀一勺放在口中,又嫩又滑,十分好吃。

大伯父带着父亲去寨子里走走。踏着查脑电图有癫痫从没发作石板路,绕过一排排乡间民舍。只见狗儿追逐打闹,老母鸡领着小鸡四处找食吃,有人在下象棋。父亲一路和熟人寒喧。我们来到路边,抬头仰望,天空纯净如镜,蓝得没有一丝云彩。一座青山映入我们眼帘,我们与青山之间隔着一条河,我们看得到青山脚下的菜园。雄伟的青山就象城里的高楼,但它没有高楼的单调、呆板,它充满着春天绿色的生机。 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 陶渊明的诗句一下就跳入我的脑海。青山与寨子紧紧相邻,村民们晚饭后到山上散步,何等的悠闲。渴望大自然的我,竟然羡慕起这里的人们与山为邻的生活。

一条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着,仿佛在迎接这位久别的游子。我们沿着河岸走了很远,父亲告诉我,小时候他常在河里捉鱼摸虾。这条河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父亲和伯父说着笑着,回忆往事,仿佛又回到那的时光里。

从故乡回来,父亲坐在窗旁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我拍的照片,又会讲起故乡的人和事。那个宁静、质朴地寨子让他忘不了,也让我平添了一份念想。原以为这次回乡能一解父亲的乡愁,然而他的乡愁更浓了。故乡,每个人的梦里都会抵达的地方……

家兄酷似老父亲

文/钟声

一个周末的早晨,我还在熟睡,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。电话是哥哥打来的。他说他已经到了汽车站,问我把家搬迁到哪里了,他好来找。

我听了睡意全无,连忙起床穿衣。

哥哥今年八十三岁了,怎么突然来看我们呢?我连忙把电话打了过去,询问了他下车所在的位置,让他一点儿也不要走动,定定呆着,我让儿子开车子去接他。

过了一会儿,他被儿子接来了。一看他精神还算不错,穿着也是一身崭新,这才让我放下心了。不过,一看儿子扛着的一蛇皮袋子洋芋,我一下子心中又犯嘀咕了:是啊,这袋子洋芋少说也有七八十斤,一路上上车下车,他是如何扛动的?原以为是侄儿们帮他的,可是一打电话询问,几个侄子竟然不知道。三侄还埋怨说,如果他说要来固原,他会请假开车送他来的,这些洋芋自然会顺便带来的。可是,耋耄之年的他却选择了对子女的“不打扰”。当我带着疑问询问这袋子洋芋怎么从地窖里掏上来,又如何扛到出租车上再扛下车子挪动到路旁时,他似乎有些生气了,说:“这点东西,我总有办法带动的,你操那么多心做什么?”

呵呵。看他有些不高兴,我便岔开了话头,拉起村里的其他事情来了。

“正月里,我还唱了几场戏。”哥哥说得很平静。

哥哥从小喜爱耍社火,那些个小曲小调,他至今耳熟能详,一些发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站工作人员,常常找他口述词曲,以便保护传承。我小时候的一些戏剧程式和唱腔便是他教会的。在他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,村里办起了秦腔戏班,服装行头达到了八蟒八靠,大戏排了二十多本,折子戏也排了几十个,唱他个一月也不重戏。他唱净角(花脸),呼延赞、包拯是他的拿手角色。

可是,那个时候他正值中年,风华正茂,显山露水的身体遇到了和谐氛围,他如鱼得水。现在,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上了戏台能放开嗓子引吭高歌吗?

其实,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近年来,他多时清唱,有时候也装扮起来演唱折子戏或者小曲。清唱秦腔时,相当多的戏剧选段难不住他,那些高亢的尖板,婉转的慢板、舒缓的二六板,甚至紧促的双锤、带板,他都行腔自如,气不馁,词不忘,会博得一阵阵喝彩。今年春节期间他除了秦腔清唱外,还化妆起来,与小他两岁的外村来访者老陈哥演唱了《小放牛》和《匡胤送妹》。八十三岁的小生和八十一岁的小旦,当时带给观众的惊喜自然不少。尽管他们脸面沟壑纵横,腿脚迟缓,但那婉转的唱腔,加上扭扭捏捏的造型,还是给现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。因此,鲜艳的彩红一条一条地披挂上了他们的身!演出效果好了,自然清闲不下来,一正月,周围好几个村庄还邀请他们演唱哩。据说他还收益了千把元的红包呢。

哥哥来看我们,其实是想我们了。

哥哥比我年长十六岁。我的母亲去世早,在我六岁时就因病离我们而去,我的生活起居便由父亲和哥哥、嫂子照料。儿时,我常常骑在哥哥的脖子上,有时看耍猴,有时看电影,穿着开裆裤的我,最乐意体会哥哥脖子上温暖的感觉。在那个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饥饿常常侵袭着人们的胃口,年幼的我自然首当其冲。可是大人们吃糠咽菜,也要节省面食为我烙馍馍,以便带到学校吃。穿衣穿鞋也是一样,他们冬装改夏衣、补丁摞补丁,却要让我穿上崭新的衣服鞋袜。学生用品,则是有求必买。就在我读五年级时,面对村里伙伴们纷纷辍学的情况,我也不念书了。父亲与哥哥便商量徐州痫病河北哪家医院好了一个对策,让我每天扫十背斗“毛衣”(烧炕与做饭的柴草),如果完不成任务,就去学校读书。十背斗“毛衣”的任务自然难以完成,我便只好重返学校读书。我是村里唯一坚持上学的学生,这其实是父兄“逼迫”的结果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了,家庭承包责任田无力耕种,分家另过的哥哥、嫂子便主动承揽起重要农活,从作物下种、灌水、施肥、收割、打碾、收藏都是他们悉心照料,我才得以放心干公家的事。我的几个孩子出生时,我都在外地,接生与伺候产妇月子,都是嫂子照料,大人与孩子有病时,都是哥哥请医买药。最让人追忆的一件事是伺候照料重病的父亲。天下老,都偏小。也许我从小失却母爱的缘故吧?分家时父亲随我而居,承包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自然也随身带来。就在我脱产上电大时,八十岁的父亲患了重病,多方医治无效。我不得不利用周末回家探望。有时候也请三五天假照顾。既将毕业了,考试又非常严格,稍有懈怠,就会前功尽弃,毕不了业,两年学就白上了。哥哥和嫂子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他们决定将病重的父亲接到他家,便于照料。这一决定,我和妻子自然不能同意。理由是,父亲身体好能做事干活时,在家为我们操劳,他老人家病重了再被接了他们家,不知内情的人会怎么看呢?有人还会以为是我和妻子不孝敬老人,才被兄嫂接去了——尤其是妻子,她死活不同意。但兄嫂考虑的不是这些,而是我的前途。好不容易有个脱产进修的机会,一旦失去,岂不可惜?至于照顾老人,做子女和儿媳的都有责任和义务。再说了,我们兄弟与她们妯娌之间的关系,村人亲朋皆知,一直非常融洽,不会产生误会的。就这样,父亲被接到了哥哥家。记得接走那天,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,大家都流了眼泪。就这样,我回到了学校,坚持考完了毕业试。父亲好像也在坚持,等待我取得成绩归来。就在我领到大学毕业证回到家时的几天后,父亲无牵无挂地与世长辞。这件事至今使我难以忘却,感慨万端!

看到哥哥身体还不错,耳不聋,眼不花,行动也不迟顿,谈起往事来,如数家珍、记忆犹新。这使我很是欣慰。

哥哥上学很晚,大约二十岁才上初中。记得他常常在煤油灯下补习课程,辅导他的则是小他好几岁的姨兄文斌。姨兄常常因辅导效果不显着而发脾气。这次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上学晚的原因。当时土改后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因父亲得罪了村干部,所以好多重体力活都派给哥哥,哥哥当时也只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。什么在北峡口炸石料,什么开挖水渠,什么外出拉炭,交公粮扛麻袋等等,凡是重体力活他一样也没有躲过。他便经人指点,报名上了初中。原先只读过几天私塾的他,要一下子赶上初中课程,那是够他吃力的。没想到的是,他后来不但赶上了,而且还成为优秀学生,毕业后考入固原师范学校(后来在下放学生运动中,因他年龄偏大被下放回家)。

在校期间,发生了一件事,使哥哥名气大增,受到刮目相看。

大概是1959年春,他所在的兴隆中学与机关单位和街道联合举办体育运动会。其中有个举重项目,全校百十名师生和机关干部无一人能挪动一块柱顶石,二十一岁的哥哥搬起来,举过头顶,绕场一周,全场哗然,掌声雷动。正当哥哥以为再无人举起得意忘形时,街道上一位回族大叔举起柱顶石来了个绕场两圈,超过了绕场一周的哥哥,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冠军,哥哥屈居亚军。哥哥追悔地说:“其实,我再绕场四五圈都不成问题。我以为再无人超过我了,就……”

然而,哥哥毕竟年轻,他又是中学生,理所当然地被选拔为出席全区体育运动会的运动员,上了一回银川,使同学们和村里人羡慕得要死。不过,因为他没有见过举重杠铃,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,加之强手如林,他自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。

哥哥的身体健康,状态良好,我想与他从小参加体力劳动、体育锻炼和心情开朗不无关系。

哥哥非常看好我。每当别人在他面前夸我,说我肯吃苦、善钻研,写出了很多文学作品,得到社会和组织的器重时,他的脸上总会洋溢出自豪来。在他看来,是我为家庭争了光。而这个光其实与他们当年的悉心照料和艰辛付出不无关系——他们的付出值!

自从嫂子前年去世后,哥哥一直处在孤独状态。这次来到城里,条件方便,我一定要好好陪陪他,用心招待他。白天陪他狂狂古雁岭,看看新修的高楼大厦和广场花园,请他吃暖锅、火锅和烧烤,还有杂粮食品。晚上请他洗洗热水澡。可是每当进饭馆点菜时,他总是嫌我点得太多,念叨着不能浪费的。其他方面倒是听任我们安排,可是洗澡时却碰了“钉子”。当我调好热水,请他洗澡时,好劝歹劝他就是不肯洗。说是脚他在家中洗了,澡就不洗了。

我是想为哥哥亲手搓搓背,抚摸抚摸他干瘦的身体。这个干石家庄哪里看癫痫瘦的身体年轻时可是健壮光滑、充满活力的。

原说好的他在城里多住几天,儿子还打算周末时带他到一些新的景点看看。可是只住宿了一天一夜,他就耐不下心了,要求回家去。他说家里养的牛犊子调皮,会因为草料不及时发脾气撞坏墙;临近播种了,有些准备工作还没有到位。其实,除了这些理由外,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出口,那就是怕我花钱,因为每次进饭馆吃饭时,他总是念叨:“太贵了。在饭馆吃一顿饭,够在家吃十多天的。”再就是怕影响我的工作和创作。

我了解他,硬行留他,肯定是留不住的,那就随他的便吧?不过,我买了他爱吃了荞面和玉米面发糕以及水果,和儿子一道开车一直把他送到熟人的出租车上,强行给他口袋里塞了些钱,给司机做了交代,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。

车子启动了,我突然想起了《北国之春》那首歌里的词:家兄酷似老父亲,一对沉默寡言人……也许,也许在哥哥的眼里,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差距。我们在一起因共同话题不多而感觉生涩才匆匆离开?!

父亲的脾气

文/秋阳

父亲去世好多年了,对父亲的怀念依然铭心刻骨,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切的怀念是他的脾气。

父亲是个直性子人,脾气很暴躁。我是父母的独生子,但父亲对我非常严厉,我不但挨过父亲的骂,也挨过父亲的打,而且是木棍在我的头上“下冰雹”。在父亲面前我从来不敢说太多的话,更不敢做错事。

在集体合作化时,父亲爱管闲事,该他管的不该他管的他都要管。那时候,家家粮食都很紧张,妇女们到生产队干活,难免偷偷地掐一个谷穗、捋一把豆角,或摘一个苹果。父亲虽然是普通社员,但他对这些事看不过眼,只要被他看见总是瞪着眼睛把人家厉声训斥一顿。虽然父亲吼过了从来不向生产队长报告,可人家还是恨他,明里不敢说,背后却狠狠地骂:“死老爷子,他算老几?”时间久了,父亲得罪了不少人。生产队长安排农活不当,或做事不公,父亲就跟队长粗脖子红脸地干架,生产队长当然也不喜欢父亲。父亲的“不尽人情”,使许多人恨他,又怕他。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最卖力气,但父亲在生产队里日子并不好过。母亲时常劝父亲:“你就好好干你的活,少管别人的事,你把人都惹了,乡里乡亲的以后咋见面?何苦呢?”父亲就是不听,还对母亲骂粗话,完了闲事照样管。父亲就是这么个人,谁也把他没办法。

1966年夏初,五叔去天津做了脾切除手术,住院期间我惦记五叔的病情曾多次写信询问。五叔出院后怕我不放心,回来时专程绕路到青龙县城,当时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。叔侄见面自是高兴非常,但五叔见我很瘦,脸色也缺乏青年人的光彩。五叔是医生,便问我是不是有病,应该去医院检查。我说没病,主要是工作累,整天写材料,经常熬夜加班,稍闲时还要看书学习,造成严重失眠……

两天后五叔急着要回家,怕五婶惦记。五叔回家的第三天,父亲骑着毛驴来到县城,我问父亲老远到县城来有什么事,父亲说:“你五叔说你病了……”原来父亲是专程来看我。从我家到县六十多里,除了翻山越岭就是趟河过水,五十多岁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累,我确实有些心疼。我说我没有病,主要是经常失眠。父亲两眼望着我,似信非信,嘱咐我不要太累……

第二天,父亲要回去,我说老远的既然来了就住两天。父亲说:“你没病家里就放心了,生产队活儿很忙,自家也耽误不起工分,再说还有队里的驴……”父亲执意要回去,我知道留不住。吃过早饭,送父亲到城南的小河边,我对父亲说:“爹,年岁数大了,生产队的事有队干部,你少管吧,生那些闲气划不来,气大伤身……”

父亲沉�a一阵后说:“不用惦着我,往后生产队的事我不管了……”

我听了父亲的话,心里涌上一种莫名的滋味。父亲脾气的确不好,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,内心里对集体对国家却是那样的忠诚,让他违心的做人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那一刻,我很想对父亲说几句安慰的话,但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。父亲骑着毛驴过了河,望着父亲的背影,我的眼泪像泉水般地流了下来:我心里很清楚,父亲决不会因我的两句话改掉多年的老脾气……

父亲依然故我,以后的年月里又跟许多人干过架,虽然跟许多人伤了感情,但他认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没有错,别人心里也承认父亲所做所为堂堂正正, 毫无一己之私,但碰到谁头上谁都恨他。父亲把全生产队的社员包括原来关系很好的人全得罪了,父亲经常遭人白眼,甚至有人找借口跟父亲吵架,发泄怨恨。在搞集体的几十年里,父亲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。直到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,年逾七十的父亲才得以解脱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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